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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为主席国，中国可直接主导公约执行框架的修订和国际合作议程，推动完善文化遗产“源流认证”机制。例如，针对韩国通过突出“家庭仪式感”“千日盐工艺”等本土元素包装同源项目（如黄豆酱申遗）的策略，中国可联合其他国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“文化跨境传播”的源流标注规则，减少文化归属争议。

　　公约核心是打击文物非法贩运，主席国身份便于中国协调跨国追索流失文物。同时可拓展到非遗领域，例如建立“非遗起源数据库”，整合考古文献（如中国马王堆汉墓豆酱实物证据、唐代榫卯技术东传记录），为国际争议提供学术背书。

　　中国可倡导将“历史源流研究”纳入非遗申报的前置审核要件，要求申请国说明项目的跨国传播脉络。此举能制约韩国在申遗文本中刻意回避技术起源的行为（如暖炕、造纸术）。

　　遏制文化挪用争议：通过主席国平台，中国可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查“本土化变体”申遗的合理性。例如韩国“大木匠”（榫卯技术）申遗成功，仅因描述为“不用钉子的木块联锁”而未提中国起源。若新规则要求明确技术传播史，此类模糊表述将难以通过。

　　促进东亚合作机制：可联合日本、越南等同样受韩国申遗影响的国家（如日本抗议韩国将自贡灯会申报为“燃灯节”），建立区域文化遗产保护联盟，共同监督争议项目。

　　无法直接否决申遗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允许同源文化多国申报，韩国“腌制酱料文化”申遗成功正是基于其家庭协作仪式等“本土特色”。主席国无权推翻此类合规申请。

　　韩国政策惯性：韩国已通过《国家遗产基本法》（2024），加速将“K-共享遗产”推向全球（如计划2026年申遗造纸术）。法律与外交双重推进下，中国需以更系统策略应对。

　　韩国泡菜申遗后年产值超10亿美元，而中国泡菜、酱油等仍未系统申报。亟需整合同类项（如“中国酿造酱文化”），突出安徽怀宁古法、佛山现代工艺等多样性。

　　改变当前政府单一主导模式，允许专家直接提案。此前暖炕未申遗即因未入国家级名录，而审批滞后让韩国抢占先机。

　　出版《中华文化常识》等普及读物，并通过影视、外交活动强化“春节”“中医”等符号的国际认知，对冲韩国文化挪用。

　　中国担任主席国有助于从规则层面约束韩国的“技术性申遗”，但无法彻底阻止。根本出路仍在于国内：加快非遗申报效率、构建学术与产业联动的保护生态。例如将石锅拌饭（朝鲜族）等跨境文化纳入中国非遗体系，同时通过国际平台声明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，才能从源头巩固文化主权。